陈光中：关于《监察法（草案）》的八点修改建议

于是，宪法被看做立国之基，政治之本，人道之要。

但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如此多元，究竟如何在法律上明确之？除了法定司法政策之外，对依法定司法政策的主体及其效力，分别在调整相关主体的法律法规中加以规定，似乎更为合理。其三，在社会各种力量的协调、合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

基本缘由：一在于法无据。目的性，指所有司法政策，都是为一定方案之实现，为当下问题之解决所安排的目的性举措。更有甚者，不少政策既非执政党的政策，亦非国家政策，而是地方基层组织的政策。[55]那么，是什么机制导致法律在确定性之外，还能保有灵活性？[56]它包括司法政策在内的法律政策——其中司法政策尤为重要。一言以蔽之，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及其具体部门制定的政策，之所以可能成为司法政策，有宪法和法律上的合法性根据。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全国人大则为了尝试扫黑除恶常态化，积极促进反有组织犯罪立法。[25]这种司法政策观念，限缩了司法政策的内容，把司法政策视为司法机关制定的内部司法政策，切割了对司法具有明显外部影响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其它主体所制定的司法政策。[3]  1950年9月，董必武关于《共同纲领》的演讲，对于理解宪法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团结合作等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8]例如，在人身权利方面，研究如何从立法角度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收容遣送制度、收容教养制度和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保护制度。治理不仅因为民主权利的效能而逐步成为自治，而且因为以私人权利为公共权力的边界而必须走向法治。这两个方面，通过高级的政治智慧和精巧的法律技术构成现代宪法制度的基本内容，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互配合，不可偏废。在选举权利方面，研究如何扩大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的范围，如何巩固村级直接选举制度并纳入到国家政权体系等。

附记（从略） 【编者按】为纪念八二宪法颁行四十周年，特编发夏勇先生这篇论文。为什么非得要有一部称作宪法的法律？为什么还要不停地修改？这类看起来不言而喻的简单问题，其实最为实质。

这里提出几个关于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论问题。按照人权公约的要求，在裁定针对任何人的指控或确定他在法律讼案中权利与义务时，人人皆有接受法庭审判的平等权利。宪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规范、监督和制约，确保人民当家做主。问题是，如何根据各类公民权利主体的要求，参照中国已经签署或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对已有的权利体系做必要的补充和修改，例如，提高私有财产权利的宪法地位等。

一是关于国家权力与阶层关系的理论。对国家权力的极端不信任是宪法立宪主义最初的产生根源。由政府推动和主导的普及法律常识运动以及多种保护权利的社会事业，不仅促使公民权利意识增强，而且增加了公民权利知识总量，优化了公民权利知识结构，提高了公民权利诉讼能力。[4]为了健全一种既相互制约和监督，又相互配合和支持的权力体制，应当着重从法理上理顺人大权力、政府权力和司法权力以及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明确国家权力配置和权力流程图。

在裁定针对任何人的指控或确定他在法律讼案中权利与义务时，人人皆有资格获得由依据法律设立的有权能的、独立、元偏倚的法庭所为的公正而公开的审判。另一方面，取决于公民的实际能力和条件。

这些因素的差异，造成了享有同等法定权利的公民，在实际享有权利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作为一种从超验权威、平等人格和本性自由的观念结构里生长出来的道德权利、普遍权利和反抗权利，[7]人权有一些作为法定权利的公民权利所不具备的长处。

使用阶级概念是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特色。离开它们，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也就失去了意义。参见《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第63-73页。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应当与宪法改革同步互动。过去，我们有一套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学说，其核心要义是把国家和法律看做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人民主权、民主、自由等原则的解释主要着眼于阶级分析。为方便网络阅读，对较长的段落做了疏分，注释按连载重新编号，其他皆无变动。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但是，由于立宪政体必须实行一个有效政府的基本职能，这种规范化约束本身也必须小心谨慎地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弗里德里希，第16页）。

由是，宪法成为人本和自由的价值法则通过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在公共领域里的运用。该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4-17页，原标题为《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曾在海内外多有转载译介，收录于夏勇《文明的治理——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法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人的愿望和利益要求通过转换为权利诉求而更多地依赖常规化、程序化的立法活动，司法诉讼和行政管理，而非更多地依赖道德关怀、行政裁量、社会运动乃至暴力革命。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8]  该公约的宗旨和原则与我国的宪法原则和人权理论是一致的，与我国法律规定不尽一致或有所抵触的主要有第6条第2、4款，第7条，第8条第3款，第9条第1、2款，第10条第2款，第12条第1款，第14条第3款（乙）、（庚）、第15条第1款，第19条第1、2款，第20条第1、2款和第22条第1款等，主要涉及死刑、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辩护权、沉默权、罪刑法定、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等。进入 夏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权力 。这一状况，应当通过宪法改革加以改变。这两个方面，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互配合，不可偏废。

它们也是一切卓有成效的宪法改革的起点和归宿。（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第3页）。

[9]这意味着，由法庭而不是由其他任何机构和实体来判定涉讼的权利与义务，是公民的一项权利，是出自公民权利的一项硬性的要求，而不是出自法院的任意选择，也不是直观地出自所谓司法本身的特性。另，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随意侵害的法律被称为‘宪法，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不能称之为‘宪法（莫纪宏：《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第21页）。

在权利观念方面，不仅要强化公民权利观念，而且要树立人权观念。在这个时代里，人的尊严和自由借助权利语言逐渐成为社会进步和制度建设的核心价值。

[5]  参见李林《中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理论与实践》（《人权与宪政：中国－瑞士宪法国际研讨会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第56-62、74-78页）。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配置、载体乃至名称，因治国理念、政治体制和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多有差异（夏勇：《改革司法》，《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第1期）。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定为一项宪法原则，不仅可以保证价值法则在向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转化的过程中不出有碍法治和宪政的偏差，而且便于立法和司法机关在面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时，能够做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解释和推理。宪法立宪主义概念最早源于一种·设防的学说，即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设置相互调整的制度或装置。

政治合法性要通过程序合法性来体现、保持和强化。同时，现代宪法的基础概念是国家和人民，而非阶级

例如，立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公民权利的法律，不得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不经特别程序不得修改宪法。[4]宪法之所以对公民生活有积极意义，关键在于它能够规范国家权力对公民的行使，保护公民对国家的权利。

为便于解读，此次分五个部分连载。三是自然主义模式（naturalist model），它主张宪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一国法律管辖的每个人施与命令，每个人在以纯粹私人的、非政府身份行为时都可能违反宪法。